陶器是人类最早发明并使用的一种生活器具，宜兴的制陶业经考古发现已有年以上的历史。考古学家对宜兴张渚和蜀山、鼎山的古窑址进行发掘研究，推断这里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制陶。传说战国时吴越争霸的重要人物范蠡，在功成名就之后，携美女西施到宜兴隐居，他带领当地人制做陶器，因此被后世尊奉为"陶朱公"。尽管如此，范蠡也不一定算是宜兴制陶业的真正祖师。如前所述，中国人的饮茶之风是在唐、宋以后才盛行起来的，所以远古时代宜兴陶器不都是用来饮茶的，而是有其他用途。后世视为珍宝的紫砂壶，那时或许还没有产生。紫砂壶的生产究竟起源于何时?根据文献记载，学术界多持北宋之说。再证之以地下考古发掘，北宋之说始被普遍接受。

年，在宜兴鼎蜀镇蠡墅村羊角山发现了古代紫砂龙窑遗址及紫砂陶残器，这一发现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紫砂窑址和紫砂陶器。这些紫砂陶残器有壶、罐等物，与窑址是同一时代，据考属于北宋中期至南宋期间的遗存。此后镇江博物馆也曾在丹阳南宋废井中发掘到紫砂壶、罐等。我们既已找到了地下实物为铁证，紫砂陶的产生最晚不迟于宋代的说法便可成立。但是在宋之前，宜兴的陶瓷业一直相当发达。据考古学家的调查，宜兴地区的古窑址曾绵延不断地被发现，如川埠乡和西山前的汉代窑址;南山北麓汤渡村和唐代古龙窑址等，不一而足。既然历史上陶业相当发达，本地又盛产紫砂原料，所以唐代或唐以前宜兴即已开始生产紫砂器也是有可能的。

宋

紫砂壶的产生不会晚于宋代，然而这一时期仍然属于创始期。宜兴鼎蜀镇蠡墅村羊角山窑址中发现的紫砂陶残器，有壶嘴、壶把、壶盖及壶身。残器可复原成三种紫砂壶∶高颈壶、矮颈壶和提梁壶。镇江博物馆在一座古井里发现了两件形制一样的紫砂壶，据考证属于南宋的遗存。

元

紫砂壶的生产到了元代有了进一步发展。据后世文人的记载，已开始在紫砂壶上镌刻铭文。这一发展，是紫砂壶这一简单器皿向紫砂文化迈进的标志，也是紫砂壶跻身于茶文化的标志。然而遗憾的是，元代的紫砂壶，无论出土实物还是传世作品，目前仍属"缺如"。

明

明代初期，有关紫砂壶的记载多见于有关茶道、杂考、杂记等小品文中。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了关于紫砂壶作者的记载。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创始"篇里说∶"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和尚，从那些烧造陶缸、陶瓮（大罐）的陶工那里学习制陶手艺。由于和尚的身份，使他比普通陶工多了份闲情逸致，因此他能改进紫砂陶的制作工艺，而制成了精致的紫砂茗壶。这位不知姓名的金沙寺僧的作品，不见于明清两代的茗壶著录。或许当时所制造型并无奇特之处，又没有署款、钤印，后人也就无从知晓了。然而这位僧人有个名供春的学生，却是紫砂壶制作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大约生活在明代正德（~）年间，但他本人亲手所作的供春壶，目前尚未见绝对可靠的真品。

真正反映此时期紫砂壶制作水平的真品，当以年在江苏丹徒县新丰镇前姚村古井中发现的一对带釉玉壶春型的紫砂壶，和年在南京中华门外吴经墓出土的一件大提梁壶为代表。吴经是明代的司礼太监，其墓志刻于明嘉靖十二年（）。这是目前有明确纪年可考的最早的紫砂壶实物，现藏于南京博物院。此作胎质近于缸胎而较缸胎细密，与后世的紫砂器相比则仍较为粗糙。其造型周正浑圆，惟壶身粘附有"缸坛釉泪"，说明它是与一般日用缸坛同窑烧成的。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认识供春生活时代制作的紫砂器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此时期文献还记载了另一批制壶高手，当时号称"四大家"的董翰、赵梁、元畅、时鹏。其中董翰是"菱花式"壶的创始人。

如果说明正德、嘉靖时期是紫砂壶起步时期的话，到了明万历至崇祯时期，则是紫砂壶发展的典范期、高峰期。前面所说的"四大家"，以及其后更为著名的制壶"三大高手"，即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都是此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了表示李仲芳、徐友泉与时大彬齐名而并称"三大"，有人不惜将他们二人的名字中间硬加一"大"字，称为"李大仲芳"、"徐大友泉"。万历年间紫砂高手除此"三大"外，还有陈仲美、沈士良、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邵盖、蒋时英、陈信卿、陈用卿、陈文卿、闵鲁生、陈光甫、周后溪和邵二孙等人。这些人各有所长、各怀绝技，均为制壶高手。

名家的大量涌现，是紫砂壶艺走向成孰的标志，不仅大大提高了紫砂壶的制作技术，同时促进了紫砂壶市场的繁荣。而当时茶艺的发展，制茶与品茶方法的进步，也为紫砂壶的需求增添了新的兴奋剂。江南地区的一些官僚士大夫，如太仓的赵凡夫、华亭的董其昌、上海的潘元瑞、长洲的顾元庆、常熟的陈煌图、江西的邓汉等人，也争向宜兴定制文玩茶具。

明万历以后的天启、崇祯年间（~），著名的紫砂壶高手有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沈子澈和惠孟臣等，其中尤以惠孟臣技艺最为精湛，其作品传世亦多，非其他各家所能比。此时期紫砂壶的制造，已引起了海外人士的兴趣和爱好，开始远销欧亚各国，紫砂壶的影响已具有世界性。至于崇尚茶道的东邻日本，对于宜兴紫砂壶更是珍爱备至。

清

清初至乾隆时期是紫砂壶历史上的繁荣时期。康、乾年间，社会经过休养生息，经济逐渐发展，成为有清一代最鼎盛时期，江南一带则更加繁华。宜兴从水路可达扬州，交通便利，再加上康熙中叶海运开禁，与国外通商频繁，都为紫砂壶的生产及销售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此时紫砂壶日益受到中外朝野的重视，已成为贡品和御用之器。但由于皇帝的鉴赏品位不高，只喜欢富丽堂皇、繁琐浮躁的风格，实际上对紫砂壶的艺术发展没起好作用。当然，此一时期仍出现了一些制壶高手，其代表人物就是人所共知的陈鸣远。他的自然型的作品，能达到惟妙惟肖、几欲乱真的境界。

乾隆晚期至嘉庆初年，紫砂壶的发展曾出现一个短暂的回落。这与出口的骤减、经济的衰退不无关系，也是宫廷追求紫砂器华丽、繁缛的彩绘装饰的一种报应。这种短暂的回落，为文人的参与和彻底扭转风气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种风气的扭转，极大地丰富了紫砂壶的艺术气质和文化内涵，使得紫砂壶的发展在经历了短暂的低落之后，又向新的方向发展。而促成这个转化的，不是那些制壶高手，而是一位文人——陈鸿寿（号曼生）。他与陶工合作，将诗文书画刻于紫砂壶上，从而大大提高了紫砂壶的鉴赏性和收藏价值。

清嘉庆、道光年间参与紫砂壶制作，并对紫砂壶生产工艺产生重要影响的文人除陈鸿寿外，还有朱坚（石楳）、瞿应绍。此间的制壶高手则有杨彭年、陈荫千、陈觐侯、陈滋伟、邵大亨、何心舟、吴月亭等，其中尤以邵大亨最负盛名。

清咸丰至宣统时期，不仅王朝没落，也是紫砂壶艺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由于太平天国军队曾屯兵宜兴与清军交战，因此窑场荒废、艺人流亡。致使此间紫砂壶的制作较之以往，非但没有什么发展，反而日趋衰落。其标志是简单重复嘉、道的器型，然而做工粗劣、不堪赏玩。而商品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则更鼓励了粗制滥造之风。作品不是繁琐堆砌，就是庸俗乏味。不过此时仍有文人参与其事。

清末明初

清朝末年到民国前期，是我国社会急剧变化时期，民族资本得到进一步发展。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商贸发达、市场活跃，产生许多专营紫砂的商号，其中不少都从事出口贸易。二、三十年代上海等地收藏之风盛行，又有许多古玩商人将制壶高手招至上海，专事仿造前代名家名品。通过潜心仿制，提高了艺人的水平，使他们对前代大师们的精品有了更多的理解。为了培养这方面人才，还专门设置了陶瓷工业学校和各种培训机构，为艺人们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当时产生了一批制壶高手，如俞国良、冯桂林、汪宝根、吴云根、蒋燕亭、裴石民、陈光明、程寿珍、朱可心、王寅春、顾景舟、蒋蓉等。

特别值得高兴的是∶年前后，紫砂作品在国际巴拿马博览会、芝加哥博览会以及年美国费城博览会上多次获得金质奖章和奖状，从而大大提高了紫砂艺术的声誉和陶都的声望，同时大大促进了紫砂陶艺的发展。可惜好景不长，年抗战爆发，民生凋敝，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宜兴窑事处于停滞状态。这种状况，直到年的合作化运动，将老一代制壶高手重新组织起来才有所改观。

老一代艺人不仅被组织起来，同时还招收了一批有一定文化素养和美术专长的学员，从此，紫砂陶业又一步步发展起来。老一代艺人不断推出自己的代表作品，新一代艺人则在吸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使紫砂壶的生产逐渐达到了繁荣的局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宜兴紫砂壶的生产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些，可以从紫砂制品的出口量变化窥其一斑∶年，紫砂壶出口28万件;年，增至万件;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年，又增至万件。至此，一个紫砂壶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空前繁荣的鼎盛时期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