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稿人语戴维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红山农场的名气很大，但历史比较复杂。它的前身是头蓬盐场，年因为咸源断绝，才搬迁至红山，这在当时既是无奈之举，也是壮士断腕的再生。

杨乃勇的回忆录主要针对从盐场到农场的奋斗史，留下了上世纪80年代农村工业化浪潮的时代见证。那是活力四射、野蛮生长的改革开放之初，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呈现爆炸式增长。事实上，红山农场是要比中国社会的发展快一步的，他们70年代就在办水泥厂，就在用“用未来的水泥换眼下的钢材”，就在率先聘用“星期六工程师”了，这是何等灵活和超前一步。

从一穷二白到富甲一方，红山农场的历程既是时代的缩影，也是“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的实践证明。

寻找时代的红色榜样

红山农场往事

口述杨乃勇整理林鲁伊

晒海盐苦，晒江盐更苦。钱塘江潮来一片汪洋，潮退遍地泥浆。盐场的人出去，身上都一块块白花花的

我在萧山的红山农场生活了50多年。不过，我的祖籍是自古萧绍一家亲的绍兴。

年，我出生在绍兴安城村。从我祖父起，家里就经营一家把制盐后的卤水加工成卤饼的小作坊。年，我高中毕业考大学，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未被录取。

这算是人生的第一个打击吧。幸好，我化学成绩不错，加上有这份家庭手艺，头蓬盐场下面的化工厂点名要我过去做技术员。

我（中）与中学同学，年

头蓬靠近钱塘江出海口，自古有晒盐的传统。我去时，盐场有多人，多亩地，光盐板就有3万多块。去了没几个月，就碰上区划调整，头蓬划归萧山了。

当时一起去的人都回绍兴了。也有绍兴的中学想请我去当老师,我在柯桥上了一堂化学观摩课，反响不错。但我一来更喜欢盐场的工作，大家都客客气气地叫我一声“技术员”，其实我也就是个中学生。二来“家庭成分”的阴影还在。思前想后我留下来，做了一名萧山人。

有句老话：晒海盐苦，晒江盐更苦。我们就是那个更苦的。钱塘江潮来一片汪洋，潮退遍地泥浆。晒盐只能在天晴后，刮取滩涂表面的白泥，先堆成泥蓬，反复浇淋清水，再把溶出的卤水用竹管导到盐板上，最后暴晒成盐。我们一出去，身上都一块块白花花的，外面一看就知道是盐场的人。

当时盐场没有一间瓦房，吃住都在草棚。大家用泥土砌炉灶，用七口大铁锅做生产卤饼的蒸发器，最大的锅直径快一米了。烧的是煤，但煤属于统配物资，要到县里去跑关系，一次弄个三五吨。盐场与萧山之间不通公路，我们用手摇小船运煤过古运河、大小河汊，然后人工挑到工地。

这样辛苦煞了，但大家热情高、干劲大，我去的当年，化工厂就盈利8万多元。

搬到红山后，没了盐场，几千人要吃饭怎么办？穷怕苦怕的农场人决定办企业

盐场的最大威胁还是大自然，钱塘江堤岸经常坍塌，盐田随之一步步减少。年起，盐场陆续朝红山迁移，设立了头蓬盐场红山分场。到年底，头蓬盐场大部分坍失，场部搬到了红山，一年后改称“五七农场”。

年5月，农场成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六团，后改为五团，但大家习惯了，仍叫“五七农场”。

刚搬来时，没了盐场，几千人要吃饭怎么办？穷怕苦怕的农场人决定办企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农机厂。

我参与的机器设计

当时要求每家每户养猪积肥，造成青饲料需求量很大，但手工切草料又很慢。被称为“土专家”的屠锦秀厂长，脑子灵光，带领我这个土“技术员”一起琢磨。我们用手工锯角铁做机架，配上电动机和切割刀具，加工饲料就快多了。几经改进，又把手工锯角铁改为效率更高的砂轮切割，“土机器”解决了大问题。

有了“土”的，我们不甘心，还想要一台高精度车床。我主动请缨，去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勤部物资处“磨”。

到物资处后，我先自我介绍，然后“诉苦”。但我说的嘴干舌燥，对方一句“我们这里是统配物资”就把我打发了。中午他们下班了，我也不吃饭，就坐在院外石头上，等到下午上班又去“磨”。一进门，我先倒水扫地，然后坐那儿找机会搭话。

一位姓曹的助理员比较同情我，告诉我新进了一批车床正要分配。我太高兴了，又是一番好说歹说，硬是从计划外为农场求购了两台。

一来二去，我和曹助理员熟络了，他又帮忙，一次性给我们批来13台手扶拖拉机。

工人在准备发货

当时二师下辖三个团，其他每个团才三两台，而我们五团一下拿这么多，团领导在大会上公开表扬我有“认准目标决不放松”的“蚂蝗精神”。

年兵团撤销，农场归属省农场管理局。因为物资处还是那些老熟人，我又千方百计陆续搞来“丰收35”大型拖拉机和“钱江牌”货车。一时间，我们成为全省农场中农机设备最多的一家。

上海钢材运来帮了我们的厂房建设，但我们的水泥还没有生产出来。上海方面担心遇到诈骗，组织了调查组

工厂办多了，效益变好了，农场也逐渐改变“先生产后生活”的思路，想把大家居住的草房改为砖瓦结构，打算再办一家水泥厂。

年初，场党委书记金明浩在大会上宣誓，“苦战三年，彻底改变农场面貌”，大家听得群情激昂。事实证明，办水泥厂，是改变职工生活的划时代大事。

办水泥厂有“四难”：一是投资大，资金紧缺，二是缺乏土建材料，三是没有建筑队伍，四是各项工程技术的操作规程要懂，真的是白手起家。但再大的困难也压不垮盐滩上成长起来的红山人，大家再次发扬“知难而上，用汗水和实干创造奇迹”的盐民精神，事业心和责任心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吃苦耐劳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场长陈中民从有长期合作关系的省盐业公司借了30万元；基建队伍，是场里的“土专家”；技术员，派一批有文化的年轻人去外地工厂跟班培训“偷师”。

我呢，主要参与了钢材和水渣的采购。

“用未来的水泥换眼下的钢材”，我一提出这想法，领导都叫好。因为有许多亲戚在上海，我又一次请缨上阵了。

我先找到妻子的一位表兄。他很为难，因为钢材是国家统配物资，我心一凉。但他答应尽力帮忙，我心又一热。几天后，有好消息了，上海机电一局下属的电器公司有螺纹钢。几经协商后，双方达成“以物易物”协议。

但麻烦又来了。上海钢材运来帮了我们的厂房建设，但我们的水泥还没有生产出来。上海方面担心遇到诈骗，组织了调查组，目标直接指向我这个经办者。

调查组到的时候，我正出差在外。场长向调查组坦陈了农场眼下的困境，并邀请他们去考察即将完工、“只欠东风”的水泥厂。了解了这些后，对方仍旧将信将疑。

绝不能留下不诚信的“恶名”啊。提心吊胆了一个月，第一批水泥终于出炉了！我们马上组织启运。可是，当时有“水泥不能由南向北运输”的土政策，最后只好由我带着机帆小农船运送，头天早上出发，次日傍晚运到上海蕴漕浜内河码头。厂方这下安心了，直夸我们有诚信。

场里出台政策：职工盖房，可以每吨96元的价格购买水泥10吨。整个农场轰动了！几十户人家同时建新房】

前面说了钢材，再说水渣的采购。

水渣就是炼铁时的废渣，水泥生产时加入这个，既可增加强度又能降低成本，但本地一时无处可寻。无奈中我又去上海找亲戚，在上钢一厂找到了原料。厂方只负责运到内河码头，我们再用农船运到农场。在无吊机设备的情况下，领导与工人一担担挑到厂里，汗流浃背、灰头土脸，真当是又苦又累啊！

到年，水泥厂年产已达吨。但场里“胃口”很大，想扩大到0吨的机立窑水泥厂，领导又指派我去上海。

一番曲折后，浦东新建机器厂答应次年第三季度可提供设备。我们想提前取货，但被厂家以“生产周期有科学性”拒绝。

我急了，就想着能有什么“妙计”。无意中发现有一台浙江长兴水泥厂预订的设备即将总装完毕，就开始了“操作”。

我先陪着农场水泥厂厂长张官富以购买水泥的名义去了长兴，发现这家水泥厂至少要半年多才投产。

我回到上海，凭“乡情”找到一位时任副厂长的姓冯的萧山老乡，让他出面劝说长兴推迟收货。

总算拿到设备了，但运输时因设备超宽超重无法过钱塘江大桥。我去杭州铁路分局商量此事。铁路分局的同志看我着急，建议我向铁道部提出申请，重点阐明：散件不超限也不超重。场领导立即委派詹张龙同志赴京报批，终于获准过大桥！有了这个批件，浦东新建机器厂运输部重新去上海南站办了托运。

没过多久，一台崭新的预计年产8万吨的机立窑巍然屹立在红山水泥厂的工地上！厂领导雷厉风行，前线指挥，全厂同志日夜奋战，水泥厂终于在年国庆节后正式投产，当年就拿下了吨的年产量，比土设备一年还高。

场里顺应民意，出台政策：职工盖房，可以每吨96元的价格购买水泥10吨，当时水泥的市场价高达元每吨。

整个农场轰动了！周围乡镇纷纷表示羡慕。几十户人家同时建新房，家家欢歌笑语，处处挑灯夜战。当时我家的第一幢小楼房也是享受了这个待遇才建起来的。

水泥厂建成后，还带动了预制构件厂、水磨石厂等下游企业的兴旺，农场的好日子也随着改革开放节节拔高。

不到半年，二乙基蒽醌投入生产。但产品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傻眼了：本来是松花黄色的变成了咖啡色

上世纪80年代，农场办企业进入快车道。也许看我在办企业方面有一定的能力和干劲，场领导找到我，说要把我“扔”到市场这个大海中。

当时场里要办一个农工商公司，叫我当经理，给了块钱自负盈亏。以前我跑采购还可以，现在让我直接搞经营，我是一窍不通。但不服输的性格让我坚信事在人为，骨头越硬越想去啃一啃。

我的工作照

我从生产队找来几个小青年，又请了三位已退休的老同志帮忙，建起了露天仓库，先后设立三个门市部，经营建材、五金、棉布、百货、食品和家用电器等商品。要来部分自产水泥当资本，向已调到钱江啤酒厂任书记的金明浩老领导要来啤酒，销到福建等地换回木材；我还亲自去北京的国家农牧渔业部求援了两个车皮的次螺纹钢；请来几位木工师傅长期制作各类家具；找专人管理农场搭建的临时菜市场，顺带租了20亩土地搞起了苗木场。

农工商公司虽然盈利不多，但着实为农场今后商业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基础，为场员们的民生工程做了点实事。

年，我去模具塑料厂当副厂长。一次偶然，我得知有一种生产双氧水的催化剂叫二乙基蒽醌，产值高、有前景，关键是当时国内没有厂家生产。

我马上找到上海华东化工学院的陈老师，委托他进行工艺流程设计，又去洛阳某研究院对产品进行检验分析。等所有设施购置到位后，不到半年，二乙基蒽醌就投入生产。但产品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傻眼了：产品发生了焦化事故，本来是松花黄色的变成了咖啡色。

场领导决定由副场长朱瑞炳、厂书记陈照龙和我一行三人直接奔赴洛阳黎明化工研究院求救。该院资料室负责人找到了年德国有关生产二乙基蒽醌产品的翻译资料，发现了产品焦化的原因：在我们生产二乙基蒽醌的中间产品RBB酸的制作工艺中，认定的熔点比资料中所述的足足高了10℃！原来焦化的根源是在这个环节。

上海企业多，技术人员普遍“吃不饱”，到我们这里报酬高，这就是当时很有名的“星期六工程师”现象

产品有了希望，销售也没问题，可是农场出于“生产成本高，销售价格低，有亏损风险”的考虑，最终还是把二乙基蒽醌项目叫停了，我和其他两个领导也被免职。

我虽然被免职，却无怨无悔。我感到内疚的是，连累了书记和厂长，让他们跟着一起受累。说一千道一万，最令我遗憾的是，不给我们继续努力的机会。当时真的很失落。

搞了几个项目，都是烦恼一大堆，但我还是不甘愿的。在办公室闭门反思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还是对水泥厂的感情深刻，我主动请缨去了金首水泥厂当能源计量科长，为当时生产规模向年产百万吨的目标献计献策。

当年的厂里开会

说句心里话，当时那么多企业发展好，除了自身因素外，关键一点，是离不开外地的尤其是上海的技术人员。年之后，江浙乡镇企业，从到上海找技术、找项目，发展到周六请技术员来企业指导，这就是当时很有名的“星期六工程师”现象。

上海企业多，技术人员普遍“吃不饱”，到我们这里报酬高，当时有舆论指责他们拿着国家工资却到下面“赚外快”。后来我看报纸，国家开始鼓励这种情况，就是现在常说的“双赢”。年，广州《羊城晚报》发了一篇《从“星期六工程师”引出的》的文章，说“星期六工程师“是广东的一大发明，其实我们红山农场早就开始做了。记得有上海的陈老师、徐工程师、李师傅以及杭州的何师傅等人，他们是不能忘记的。

我一辈子在困难面前不倒下，而是想尽办法。我从没向公家报销过一分钱，采购时请人吃饭，都是我私人掏钱

年9月，《人民日报》报道农场提前实现“小康”。12月，“五七农场”改名为红山农场，被省里列为对外开放单位。

年，农场成为萧山乡镇场中首批工农业总产值突破一亿元大关的。农场子女从幼儿园到高中免费，考入大中专有奖励，职工退休金制度等等，都走在了萧山的前面。

当时萧山经济发展好的代表，农场是红山、企业是万向、村庄是航民，有“一场一企一村”的说法，说那段时期是红山农场的“高光时刻”，一点也不为过。根本缘由，是农场人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抓住了历史机遇。

从年来到盐场，到今天生活在拥有六七千号员工的红山农场，我把一辈子都交给这里了。从晒盐到办企业、跑采购，风风雨雨走来，有成功和荣耀，比如年，我被授予农场特殊贡献奖，奖品是一台14寸西湖黑白电视机和元现金，但也有经商失败的滋味，酸甜苦辣一言难尽。

我一辈子在困难面前不倒下，而是想办法。现在说起来没人信，我从没向公家报销过一分钱，有时候采购时请人吃饭，都是我私人掏钱——那是老娘留给我的银元，我偷偷换成了人民币。

退休后我也闲不住，先后到农场新办企业大地化工厂和杭申集团任过职，一直工作到75岁，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农场企业，真正清闲了下来。

我今年83岁了，当年一起奋战的老伙伴一个个走了，心里特别难过。92岁的老场长陈中民近日亲自来我家，告知他正在撰写回忆录，我答应尽力回忆，将亲历几十年的农场办厂往事记录下来，供他参考。

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有报纸讲萧山“50年围垦50万亩”，是“中国的荷兰”。我查阅了资料，荷兰是欧洲小国，全国平均海拔在海平面以下，围海造田在全世界很有名。

但他们是现代化技术围垦，我们是肩挑土人拉石，又时刻面临着大潮、台风、溃堤的危险。水逼人退，搬迁到红山，是无奈之举，更是壮士断腕的再生。其实红山农场也是更早年围垦出来的土地，刚搬迁来时也是盐碱荒地。

我们都是在这块盐碱地上奋斗过的人。从盐场到农场，这里的人民用汗水和实干辛勤耕耘数十年，把颗粒无收的盐碱地改造成高产农田，从四个人的苦卤加工厂变为工业产值超百亿元的集体农场，这些辉煌业绩都深深镌刻在红山的发展历史上！

（完）

编辑戴维